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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你们讲的故事我都听到了，我其实不是小人！”听完同学们讲的故事，王书生同学委屈地说：

    小时候我家里很穷，我的爷爷排行老八，村里人都叫他王八。

    王大狗是我的伯父，王二狗是我的生父，王小妹是我的姑姑。因为家里穷，父亲、姑姑和人家做的换亲。我还有个叔叔叫王三狗。

    我出生前生父就去世了，妈妈后来又嫁给了王三狗，也就是我的养父。

    爷爷不善言辞，勤俭节约，脏活累活都干。爷爷脸朝黄土背朝天、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给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好好读书，争取以后扔掉锄把。

    王三狗对我很好，我一直以为他是爸爸，我文中的父亲就是指的他。

    我从小多病，很多时候是在姥姥家生活。大舅何志刚与我姑姑结的婚，所以也可以叫他姑父。

    我和舅舅一家都很亲，他们也常常逗我玩。我的头发都是大舅帮我理，他常给我推光头，说是凉快，其实是他图省事。

    推光头也罢，可他帮我推时总是先弄个怪怪的发型，然后让我照镜子，问好不好？看到自己的怪模样，我气得直跺脚，大家哈哈大笑，大舅接着才帮我推光。

    姥姥家每年秋天都要腌很多咸菜，好像有几缸。腌咸菜是如皋农村每家都要做的事。冬天没青菜，只有白菜和萝卜，咸菜、萝卜干就是全家下一年的主菜。

    姥爷是个很严肃的人，规矩很多。比如蹲下时不能叉开腿，吃饭时不能把筷子插在碗中，吃饭中途不能上厕所......这些规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直到现在我都不自觉地遵守着。

    因为小姨不同意为二舅换亲，还跟一位外地人走了，姥爷觉得没脸见人，有一天夜里上吊自杀了。

    姥爷去世时，我上小学二年级，因为年纪小，并不感到悲伤，反而觉得人多好玩。当时刚刚实行火化，就是人死了一定要火化，但火化后的骨灰随便家属怎么处理。大舅为姥爷买了一口好棺木，里边再装上骨灰盒和被子衣服，然后埋到地里。我不知道死者火化与不火化区别在哪里，棺材里面装死人或者装骨灰不是一样吗？

    外公的丧事办完了，想不到大舅和我妈竟然商量起了分摊费用的事。

    “总共花了五千块,咱们平摊吧。“大舅说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平摊?你是儿子，父亲都是跟你过的，年轻时也一直帮你干活。“妈妈争辩道。

    “可是父母生了我们四个，老二没成家就算了，小妹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你也是有家有子的人，怎么能一毛不拔呢？”

    回家以后,妈妈砰地一声关上房门,我在外面听到她的哭声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妈妈又冲出来,双眼红肿,脸上满是愤怒。

    我从来没见过妈妈这么生气,她通常都是通情达理的。看着她在堂屋里踱来踱去,拳头紧紧地攥着,我不禁有些心疼。

    后来我到舅舅家去，我跟大舅说：“妈妈为了你才嫁给我两个爸爸，你还和她斤斤计较？我爷爷去世你花了多少？”因为换亲，我爷爷就是大舅的岳父。

    大舅十分难为情，答应以后不提了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一场可能会伤及亲情的争吵被我化解了，大家都夸我懂事。

    姥姥瘦小精干，一直有哮喘病，到了冬天犹为严重，咳得喘不上气来，临终前在床上躺了几天，大舅要找大夫治，姥姥坚决不让，还说自己八十多了，到了该走的时候了。大舅问她想吃什么，她想了半天说想吃西瓜，可那时正是冬天，哪里去买西瓜呢？这成了老人家最后的遗憾。

    姥姥去世，大舅再也没有提过与妈妈分摊费用的事。

    妈妈有次到河边捞浮萍，不小心淹死了，我后来就跟着养父、弟弟生活。

    以后我就很少到舅舅家去了。

    我上高中的时候，除了书钱、学费外，我们每个月还要交五块钱伙食费，另加十五斤大米十五斤玉米。我家里除了玉米，钱和大米都没有！我后来想了个办法，三年伙食费一分没交，书钱、学费也是别人给的！

    原来，同学们将钱和大米、玉米交给司务长后，他按班级编排好桌次，比如第一桌8人：张三、李四、王二、麻子......第二桌7人：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......第三桌6人：甲、乙、丙、丁......排好之后，他到各班将每桌人员口头公布一下，然后用粉笔将每桌人数写到一块小黑板上，再挂到食堂里的大灶墙上。烧饭师傅一边看黑板一边盛饭、打莱。第一桌8人，第二桌7人......

    我到哪里吃呢？到第三桌！原来第三桌6人，夜里我将黑板上的6改成7，以后就到这个桌上吃饭。小黑板上7人，实际上也是7人，没人知道小黑板上的数字被我改过。我将玉米卖给其他同学，书钱、学费也有了，三年高中我几乎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。朱百战说他把自己的菜与我合吃，纯粹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！

    我后来考上了南京化工大学，与我同时考取的还有刘正海同学。

    因为家里没有钱，我开始每天只吃两顿饭，有时吃一顿，不打菜。

    同学叫我去吃饭时，我总是说等等，然后一个人抱着咕咕叫的肚子挨饿。

    刘正海家里很有钱，他虽然不爱学习，但是成绩却又特别好。

    他和同学之间话也少，有女生追求她，他直接拒绝了，因为他家里已经帮他安排了结婚对象。

    有一次他让我给他带饭，我说：“你自己去食堂吃吧！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我懒得动，不喜欢跟人挤来挤去。”

    那时候没有手机支付，他给钱我帮他买饭，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；但找的钱从来不要！

    有一次我说：“我不赚你的钱了，你找别人吧！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有钱不赚你傻啊？我也不是找不到别人，你我都是如皋人，高中又是同学，你就当是帮我吧，反正你一个人也要买饭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帮你买饭，你都多给钱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我请别人买照样要给钱，也许给得更多。”

    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我就默认了。

    大学毕业后，我分到无锡某化工企业。

    国庆节后爸爸来看我，并拿来家里的瘦肉，大热的天，却穿着冬天的鞋。虽然我知道爸爸不在乎形象，但看到他连一双季节性的鞋都没有，心里还是很难受。

    在给爸爸擦脚时，发现他的右脚有一根脚趾是弯的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因为鞋子太小，不合脚，所以宁可忍受脚趾变形之痛，也不肯买双合脚的鞋。

    第二天我给他买了新鞋子新衣服，带他逛了惠山，吃了牛肉火锅，他回去后经常向邻居炫耀，说我有孝心。

    那年底爸爸突发急性尿潴留，弟弟喊来赤脚医生导尿，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知道后立即安排爸爸到江南医院手术，跑前跑后，终于顺利完成了手术，一切指标都正常。

    1991年5月，日本公司一行六人来无锡准备下订单。由于我的报价太高，日本人没法接受。但托我陪他们一起去苏州外贸公司看看，说今后有合适的订单再给我做。我到苏州外贸公司后，发现他们报的价格非常低，日本人很高兴，当即草签合同。苏州外贸公司晚上盛情宴请日本客户，大家酒足饭饱之后，苏州外贸公司的陈总认为订单已是囊中之物，非常高兴。他想即兴给日本商人拉一首小提琴曲，于是让秘书从办公室里拿来了小提琴。他斜着脑袋吱嘎吱嘎拉了一曲走调的《沙家浜》，当拉到《智斗》一段时，陈总竟然唱了起来。日本人不知道有没有听懂，陈总拉完后全部起立鼓掌。我当时非常沮丧，因为订单没有我的份儿，而下属工厂都眼巴巴地等着我的订单，没有订单工厂将面临停产。陈总拉完《沙家浜》，我说我也可以拉一曲吗？陈总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你也会拉吗？”我拿起小提琴调了音准，然后拉了一曲马斯涅的《沉思》。席间没人鼓掌，日本人也只是默默地听。

    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。日本客人打电话给我，他们所有的订单都给我做，价格就按照我报的。我说我也可以便宜一些，他们说用不着，你报的价格我们已经赚钱了。几个月以后，他们甚至把南京的订单也给了我。我们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
    后来我和他们混熟了，才知道他们喜欢音乐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取消苏州的外贸订单给我？他们说一个商人会拉这么专业的小提琴，说明人的品质与众不同。人品的质量当然就是产品的质量，给你做我们非常放心！

    听了日本人的这段话语，不知同学们有何感想？不知中国的企业家、商家们又有何看法？其实我们一直在致力打造的企业文化、城市文化，是否能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呢？

    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；音乐是人类灵魂的火花。任何国家，任何民族，任何肤色的人种，任何职业岗位，对好的音乐都会产生共鸣。音乐帮助我完成了一份本已无望、但又意想不到的商贸合同，让我赚到盆满钵满。而这仅是我拉小提琴获得商贸成功的小插曲之一。我还拉过《辛特勒名单》，我在大学时就是一位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小提琴手！

    音乐能突破文化差异，通过情感共鸣建立信任基础。当时我演奏的《沉思》虽未被鼓掌，但其专业性传递了“工匠精神“的文化符号，这与日本文化中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形成深层呼应。

    陈总演奏《沙家浜》时明显引发尴尬，日本人鼓掌可能是出于自我解嘲，从中也折射出商务场合中文化适配的重要性；而我选择西方经典曲目，既展现了国际化的艺术修养，又暗合日本客户对专业性的期待。

    后来有人说我狡猾，也有人说我用心良苦，其实在听完陈总拉的那首走调的《沙家浜》后，我分明看见日本客户僵硬的微笑里，隐藏着对这场滑稽表演的困惑与不屑。当陈总的马尾弓毛勾住E弦时，我注意到一位日本客户的手指在颤抖，他西装袖口露出的半截纹身，是一朵即将凋谢的樱花。

    谁也想不到这场小提琴演奏的背后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商贸战正在暗流涌动！后来总经理夸我于无声处听惊雷，提琴声中胜对手，不久便让我当上了销售部门的经理。

    当上销售部经理后，我的业务做得风声水起，深得公司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夸赞，两年内销售业绩排到了公司第一。

    在无锡买了车房后，爸爸开始催婚，我和朱小梅高中、大学时都是同学，关系一直比较稳定。

    国庆节这天，我们的婚礼在无锡举行，接着又回到老家请客。爸爸搬桌椅时因为太过用力导致几十年的疝气复发，我连夜将他送到如皋人民医院手术。术后爸爸说疝气伴随了他五十多年，现在做了手术，他还想再活五十年!

    女儿出生不久，为了多挣钱，我到深圳工作了三年。

    从深圳回来后，我又来到原来的单位工作。因为感情不和，我跟朱小梅协议离婚了。

    2001年的时候，我当上了公司信息部门的副总，我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全公司的电脑系统和电脑的维修。

    做到这个位置，只要掌握好大局，像维修电脑和系统的活，基本上都是手下的小弟去做。

    不过这不包括人事部经理邓志刚的电脑。

    邓志刚有一个十分合理的理由：“我的电脑里都是公司机密，你让小弟来修，万一泄露了公司机密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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